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他将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关怀，涉猎中国古代史学、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构成了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代表作有《钱宾四先生全集》《先秦诸子系年》等。1990年在中国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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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钱穆，中国历史学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获香港政府尊崇；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
早年生活
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五世大房产下男婴。该户男主人钱承沛为其取名“恩缲”，字“宾四”。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第于次年春替他改的。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承沛为钱挚和另一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也到了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挚所在果育高级四年级八名同学全体报名应考，钱穆也在钱伯圭与华倩朔两位老师的鼓励下报了名。其中，钱挚考取了师范班，钱穆考取了中学班。钱伯圭因知钱穆家贫，其前往常州府中学堂所用的枕被铺盖也由其代为置办。
宣统二年（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于是被迫辍学。
初登杏坛
民国元年（1912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为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史记》一书，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他精心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 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
民国三年（1914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学校（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钱穆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堂课的课时相较三兼小学有所缩减，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钱穆梦想考进北大，因此熟读夏曾佑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北京大学教材），之后他在北大讲课常以此为据。
民国四年（1915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仍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
钱穆教《论语》时也读《马氏文通》，并模仿体例，历经几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书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 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墨经解》。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
民国八年（1919年），约翰·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而他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吸引了钱穆注意。二十五岁的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于是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寄去，刊载在《学灯》上，这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随后他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 于几日后刊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泰伯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 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一说的启发，此后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王夫之注庄子的启发。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当时学校规定，除国文一科外，教师于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教者编撰讲义。钱穆于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 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壮猷到苏州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正在编写《万有文库》， 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同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钱挚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但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次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学坛发轫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母亲，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 载于《燕京学报》。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钱穆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另有一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自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和之前梁启超讲过的思路不同，因此钱穆自编讲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雏形。次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研究的问题意见相左。钱穆认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人应当知道政治如何是从贵族政治到封建专制的，因而他坚持开设此课。 [9] 当时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后改为两人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只聘钱穆执教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远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年代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和《战国策》 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残片，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 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他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辗转治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日军大举进犯、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织高校西迁，并进行调整重组。其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转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10月10日之后，与汤用彤、贺麟两人结伴同行，从天津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钱穆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他为了满足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的急迫需要，在师生的鼓励和同事陈梦家的劝说下，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5月，《国史大纲》陆续起稿。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自9月空袭频来，钱穆苦于奔波。其间，乘火车往返昆明蒙自途经宜良，见风景佳美，决意在此写作。于是经友人介绍，求得当时宜良县长王丕之帮助，同意提供位于岩泉下寺的“县长别墅”供居住，续写篇章。后半年，钱穆直接迁居岩泉上寺。钱穆在上寺的心情比下寺更加愉快，在舒适的环境里奋笔疾书，一年内终于完成了《国史大纲》书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开始，钱穆告假返回苏州省视母亲。迁至成都的山东齐鲁大学刚刚成立的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来找钱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该所工作。钱穆考虑到从北大历史系转来的学生全部毕业，因而答应。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母亲，便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批假，而且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10月22日至成都并于30日履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事。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二十里左右。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由于顾颉刚在研究所内的权力受到掣肘，遂心生离开齐鲁大学之心，并将执管研究所的权力渐交钱穆。钱穆主管研究所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外出旅行一次，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学生们启发很大。除了在研究所任职之外，钱穆还兼课于齐鲁大学。
顾颉刚在研究所时，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得到捐助并购置很多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等学术著作，还有成都等地藏书家寄存了八万册图书，海量藏书让钱穆大为高兴。当时钱穆应蒋介石及教育部的邀请，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正可借助这里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钱穆还从中西比较出发，为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鼓舞国内抗战的民族热情，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从此之后，顾颉刚因兼职重庆，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离开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顾颉刚最后还是因为事务繁忙，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辞去国学研究所主任，其职务由钱穆接任。
民国三十一年（1943年）春，钱穆因张其昀力邀赴遵义浙江大学讲学一个月。后来，张其均又为他主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向钱穆约稿。钱穆将自己当时正在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当中的各个篇章，以及接着撰写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的论文陆续投寄了过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钱穆将自己的治学对象从历史转向了文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钱穆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留滞东南
抗战胜利后，北大奉命将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暑假后在北平复校。当时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 [9] 出于傅斯年和钱穆早年的矛盾，当时不在昆明的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回转北平的信函，但钱穆却不在其列。钱穆出于北方国共政局纠纷复杂、学校师生风潮涌动等考量，决心继续在南方闭门著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于乃义想要筹建私立五华学院，通过李埏敦请钱穆赴昆明讲学。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听说后也托李埏敦请。最后，决定由两校合聘。 此时，接受聘约的钱穆临时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之聘，担任史地组专家；而对暨南大学等校的诚邀则一概加以拒绝。11月26日，钱穆乘坐中央班机，由汉口转昆明，受到五华学院筹备委员周介清、方国瑜、李季邺、李幼舟、于乃义等各部门人员与五华中学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等数十人的迎接。 到校后，钱穆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研究会导师。随后文史研究会改为讲习会，并改进讲演方式，请各教授作专书或学术系统之讲授。 11月至次年1月，总共23次讲演，计有4位主讲人。其中钱穆7次：均为中国先秦思想史 。在五华学院讲课的钱穆同时还兼任文史学系教授于云南大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因为身体原因，钱穆不得已接受了无锡荣氏家族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代表荣德生的邀请，于11月正式转赴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通史》课。 此任教期间，钱穆著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中国历史新编》、《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等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后，江南大学定于每周一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礼堂开办学术讲演周会，钱穆专讲述《中国文化之精神》。4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选出的八十一人中没有钱穆。严耕望认为，这主要由于钱穆与新考证派巨子之间关系不和谐所致。抗战前后，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因为钱穆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新考证派分道扬镳。 同年秋，钱穆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课余时间撰写《湖上闲思录》。当时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王耀武舅子）仰慕其名声，数次访问钱穆。
1949年4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来信邀请钱穆前往任教，钱穆决意前往。虽然受到多方挽留，但由于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以及被毛泽东视作被蒋介石控制的知识分子等原因，钱穆最终还是选择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时，离开家人独身前往广州，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新亚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在香港，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为了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又筹划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钱穆请来唐君毅担任哲学方面的课务。经济方面的课务，钱穆则邀来此时在香港主编《民主评论》的张丕介兼任。学校当时并无固定校址，只租到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间教室使用。因为学校是在夜间上课，故而暂时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
1950年春，在开办后的第二个学期，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钱穆因此和学校监督商量，打算将学校改为日校。学校监督却告知钱穆，亚洲文商夜校是他创办，不打算改作日校，也不愿意将校名相让。钱穆在学校监督的建议下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一校，而此时崔书琴也被邀请去了台北，新校遂由钱穆一人主持。学校迁往桂林街新校舍之后，正式更名为“新亚书院”。吴俊升、任泰、梁寒操、杨汝梅、刘百闵、罗香林等人陆续加入新亚书院。作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学的香港大学，其中文系的教师阵容也远不能比，新亚书院因此受到香港教育司重视。新亚书院又另外组织了董事会，请钱穆在华侨大学的同事赵冰出任董事长，同时也在学校上课。
3月25日，新亚书院发布了由钱穆撰写的《招生简章》。该简章将新亚书院旨趣概括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在课程方面，“主张先重通识，再求专长”；而教学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 随着新亚各项事宜的开展，由于王岳峰的经济能力有限，在为新亚书院租来一所新校舍，又维持了书院前一两个月的日常开销之后，就无法继续供给下去了。此时的新亚书院资金短缺，关心新亚书院的人希望钱穆外出寻求经济支援。同年冬，钱穆在新亚全校的力促下乘飞机抵达台北，并在张其昀的陪同下赶赴士林官邸，出席蒋介石的午餐宴请。虽然钱穆没有直言相告新亚面临的困境，但由于居正的协助，钱穆此行最终还是筹得了“总统府”款项。
1950年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每年还会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而且宋美龄、蒋经国多会招待，同时蒋介石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1953年，钱穆创立新亚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当时孙鼎宸举家来到香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在钱穆的指点下每次必录。因其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被编为《新亚学术讲座》。孙鼎宸入所学习，遵循钱穆的嘱托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为新亚研究所的学生出的第一部书。因此钱穆得以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5年，哈佛燕京学社来信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一位年轻教师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新亚书院就以助教名义将刚刚留在研究所作研究生的余英时派送前往，这是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的第一人。余英时在哈佛大学访问学习一年期满之后又获许延长一年，之后又加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杨联陞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彻底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57年2月，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正式开办。
1959年秋，在钱穆奔走下，雅礼协会又增加协款，在新亚书院正式添设艺术系。
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孙鼎宸岳母辞世，钱穆登门吊唁。
创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意图在香港大学之外另外再成立一所大学，首先选定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作为基本学院。对于此一动议，崇基与联合均表同意，而新亚的教师则多持异见。关于此事，钱穆为学生前途和新亚同人生计考虑，倾向于加入新大学。在钱穆支持下，香港政府特意从伦敦聘来富尔敦与三所学校进行磋商。关于首任校长人选，钱穆坚持认为应当由中国人担任，而富尔敦则认为应当由英国人担任，再由中国人继任，并认为这样安排比较切合实际情势。在钱穆的建议下，校名最终被定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还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校长李卓敏与钱穆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一时引发议论。
加之钱穆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而唐君毅和副院长吴俊升等人一门心思拉帮结派排挤钱穆，钱穆自从新亚书院决定参加新大学便萌生的去意更加强烈。大学既成半年之后，钱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赵冰董事长，赵冰同意钱穆于1964年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但新亚董事会鉴于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突出贡献，让钱穆在1965年正式辞职，1965年剩下的时间则为钱穆的休假之年。 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寓台著述
钱穆在素书楼内授课
1967年9月28日，钱穆以归国学人身份和胡美琦应蒋介石之邀，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钱穆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素书楼”以纪念自己的母亲，便在自家客厅开设每周一课，每次可容纳四五十人，直到91岁高龄，18年书声不辍。学生中常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除讲学之外，钱穆每天坚持散步、读书、写稿，在这里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 、《孔子与论语》、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
1969年，钱穆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钱穆的胃痛加剧。
1978年春，钱穆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钱穆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4年5月15日，钱穆与牟宗三荣获“中华民国行政院”第三届“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奖”。同年7月7日，此日为农历六月初九，正值钱穆九十大寿，老友张其昀敬赠“一代儒宗”横匾，门人余英时作《寿钱宾四师九十》四首志贺。此时，因长子钱拙于1981年因病去世了，由钱拙长子钱松作为代表和钱行、钱逊、钱易、钱辉，再加上钱行的长女钱婉约，他们一行六人于7月4日来到香港，并和钱穆朝夕相处至8月6日。
1986年6月9日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上其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消息传出，听者云集素书楼，里面有他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旧日新亚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也带着十几位学生赶来旁听，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前来龄听。钱穆正式结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开始的从教生涯。 [23] 20日晚，台湾“行政院”为钱穆举行荣休纪念会并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赠予“一代儒宗”的贺匾。12月14日，钱穆被特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钱穆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晚年风波
1988年5月12日，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及台北市议员周伯伦质询政府财产“既无租约，又不付租”，遭钱穆不当占用的事情，要求钱穆搬家，改设立纪念馆，要求收回。在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台北市工务局指出，钱穆所居住的房舍系向台北市政府借用，依照规定，此项借用完全合法，钱穆可使用此住宅至1992年1月24日，“素书楼风波”因此才暂告一段落。
同年11月，钱穆患有重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饮食。钱穆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长女钱易，当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从事研究工作，便申请赴台。次月，钱易却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团”的事，被指涉嫌参与叛乱组织，台湾最高法院甚至为此发出了传票，着令钱易依期出庭应讯。钱穆本着“君子不立危墙”的古训，让钱易在接到传票之前，提前两天乘飞机离开了台北。
1989年8月，“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应邀在民进党临时大会上致词时，为其居所纠纷大发牢骚，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满地指出：同样是“总统府资政”，何以钱穆被当成国宝，而他却被扫地出门？此一番话，在刚刚平静下来的素书楼里又掀起了一阵波澜。对于高玉树的指责，钱穆除去信《中国时报》澄清之外，还另函“总统府”，表明了将提前迁出的意愿。
1990年5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接租约规定，到1991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后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年6月1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迁入台北市区杭州南路自置寓所。 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享年96岁。
1992年1月，胡美琦将钱穆骨灰归葬于太湖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
成长历程
1895（清光绪廿一年） 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6月1日迁出素书楼 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殁后二年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2012 殁后廿二年 夫人钱胡美琦女士于3月26日凌晨零时22分在睡梦中去世，享年83岁，
主要作品
个人著作
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钱学论著
1．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八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出版。
2．朱传誉主编《钱穆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出版。
3．霍韬晦主编《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l0月号，香港法言出版社。
4．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冬，台北民间史学杂志社。
5．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粼——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出版。
6．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江苏省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
9．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亚学报第十七卷，香港1994年8月出版。
10．郭齐勇 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2.郭齐勇、汪学群《二十世纪学术经典·钱穆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陈勇 《钱穆传》，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论著选摘
《国史大纲》引论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二者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之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知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 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
所谓“革新派”之史学，亦随时变迁。约言之，亦可分为三期。其先当前清末叶。继“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
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 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 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 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其将效宣 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 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 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 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曰，姑舍此。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 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 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 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 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 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 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 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 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 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 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 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 圣境。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 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 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 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姑试略言中国史之进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汉大统一政府之创建，已为国史辟一奇绩。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 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 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 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淡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以近世科学发达，交通便利，美人立国，乃与我差似。如英、法诸邦，则领土虽广，惟以武力贯彻，犹惴惴惧不终日。此皆罗马之遗式，非中国之成规也。
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 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 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 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 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 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 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 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 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情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纪纲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个人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社会生活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李埏、戴景贤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人物纪念
台北钱穆故居
钱穆故居离台北故宫博物院很近，紧邻东吴大学，红漆大门上挂有素书楼”小木牌，此为钱穆手迹。院前的卧石上镌刻着“钱穆故居”几个大字 。1967年钱穆夫妇由香港迁居台北，由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屋舍的图样。蒋经国闻知此事，让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次年，钱穆夫妇迁此，为纪念母亲，钱穆命名此楼为‘素书楼’，此源于他在无锡故居中的‘素书堂’。钱穆夫妇在此居住了23年之久。
江苏钱穆旧居纪念馆
荡口钱穆故居(3张)钱穆旧居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无锡荡口古镇。原址为钱穆于1903年至1906年在荡口生活而租住的王家祖宅。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展陈钱穆生平事迹和他在荡口童年生活、学习和成年后在荡口教书工作经历。
江苏钱穆·钱伟长故居纪念馆
钱穆、钱伟长故居纪念馆(3张)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新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旧址，为在钱穆原家族祖屋上翻新而成的江南仿古建筑。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 居内收集了钱穆和钱伟长毕生相关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2012年5月15号，建成开放。
宜良钱穆著书纪念馆
“钱穆著书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钱穆著书原址处，布展内容为七个部分。全面展现了钱穆在宜良岩泉寺著书的经历。2019年6月4日，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对外开放 ，并被授予廉洁文化示范点。
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新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旧址，为在钱穆原家族祖屋上翻新而成的江南仿古建筑。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居内收集了钱穆和钱伟长毕生相关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2012年5月15号，建成开放。
钱穆旧居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无锡荡口古镇。原址为钱穆于1903年至1906年在荡口生活而租住的王家祖宅。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展陈钱穆生平事迹和他在荡口童年生活、学习和成年后在荡口教书工作经历。
钱穆故居纪念馆位于台湾省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西南角，原为钱穆旧居“素书楼”。1967年，由钱穆夫人胡美琦设计，由蒋介石亲自批地，蒋经国安排公家单位负责施工而成。1990年由于“素书楼风波”，钱穆夫妇迁出。素书楼闲置年余，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管理，于1992年1月6日正式将素书楼辟为纪念馆。后由于素书楼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于2001年进行修缮工程，随后转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于2001年12月31日将素书楼改名为钱穆故居。
人物评价
顾颉刚： 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 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 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 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许倬云： 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 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叶海烟： 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黄仁宇： 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刘梦溪：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 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 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 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白瑞： 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引陈寅恪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
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对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名的温情主义者，李敖质疑他是不是对中国的历史“太满意了”；历史学家不能感情用事。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 钱穆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说：“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毛泽东：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在总体上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都是文史兼通的，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些观念，我是完全同意的。
韩复智：①钱先生是一位智者、勇者、仁者。他深爱中华民族，深爱国家，深爱同胞，深爱世界人类。他很关心世局，渴望全球和平。②先生治学，兼通经、史、子、集四部，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著作等身，是当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集大成者。国人尊称他为“国学大师”、“一代儒宗”，都是名副其实的。③先生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强调《论语》是人人必读之书。他一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从来不反对新儒家，只是坚决不承认别人硬说他是新儒家。④先生不属于以往崇洋蔑己的时代，别人反对他，冷落他，他都不在意。他不反对中国应向西方取经，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但他不主张抄袭，主张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才能得救。 [6]
金耀基：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的学术大气候流行后，钱先生在心灵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对自己有些著作之传世，极有自信。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
乔治忠：钱穆是一位多产的史学家，自修成才，治学勤奋。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对蒋介石作了极为肉麻的吹捧，这在民国时期史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的旧学者中也得不到赞许，致使其学术影响并不显著。只要稍加翻阅即可发现，《国史大纲》对秦汉以来的君主政权极力美化，否认其专制的社会性质，否认阶级分化的存在，描述秦朝“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说吕不韦、李斯“是平民阶级”，认为到汉代即达到“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其讴歌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用意何在？有人称其为“民族主义”，是在抗战时期表达爱国思想，此说乃是曲意回护。钱穆的实际用意是反对革命，古代王朝既然那么美好，自然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不仅如此，他连改革也一并反对，认为“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对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是一部反动绝顶的坏书”。此论似乎言辞过激，但并未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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